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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粮食商品的特殊性看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作为人类基本生活资料具有战略意义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国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粮食商品的特殊性第一表现在粮食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第二表现在粮食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粮情决定了粮食的战略地位。

　　 纵观历史，粮食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以贸易或援助的形式用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下面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际政治中，粮食是比石油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地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在阿连德下台后，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的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 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进行改革时，一位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

　　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此外，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是粮食成为政治武器的体现，伊拉克至少还有石油这个资源丰富的筹码。

　　近年来最具威力的“粮食武器”很可能是以美国为主导推动的生物能源计划。很难说2007-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与生物能源计划有什么必然联系，但生物能源计划以极其浪费的方式挤占粮食产出资源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不得不警惕：美国的生物能源计划很可能是新的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崛起的模式。一者，我国短期难以摆脱高耗能经济，中美人口、资源对比，生物能源对口粮的影响有巨大差异，由此引起的通胀压力也大；二者，美国粮商已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油脂行业，并正在向粮食流通行业渗透，对市场已初具影响，生物能源政策对美国农业集团有利，短期难以停下来。

　　对我国来说，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必须把粮食充分自给作为基本方针。就拿建国初期来说，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我们解决不了国人的吃饭问题，因此寄希望于由此引发内乱，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并把粮食作为卡我们脖子的重要手段。国内敌对势力也利用粮食紧张时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经济上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所以，陈云同志指出：“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经常控制着100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度过”。 可见，粮食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当然，现在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新主题，但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世界还很不安宁。因此，我们在粮食问题上一定要坚持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才能掌握主动权。日前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取得的成就、指导思想、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主要政策措施都进行了具体描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在粮食工作上的具体表现。
　　 

　　《规划纲要》是我国粮食工作科学发展的立足点

　　我国正式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是在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200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要求抓住四个环节，即：切实保护好耕地；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水平；完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在当今新的时代条件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业改革发展、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发展现代农业的总思路，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会议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就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全会从7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引人关注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7项部署的首位，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对粮食安全保持高度清醒的具体体现。组织实施《规划纲要》，对于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科学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纲要》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坚持立足于基本靠国内保障粮食供给”，把粮食安全放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定位；把粮食安全放在食物安全的大视野中来把握；把国内粮食安全放在世界粮食供求的总格局中来考虑。直面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挑战、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全球粮食供求偏紧等七大挑战，提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利用非粮食物资源、加强粮油国际合作、完善粮食流通体系、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完善粮食加工体系等可概括为“提高一个能力、利用两种资源、完善三大体系”的六个方面主要任务。比如，提出要合理利用水域和山地等非耕地资源，努力增加食物供给，减轻耕地资源的压力；要在坚持依靠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合作，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要在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适度发展粮食深加工业，生物质燃料生产坚持走非粮道路，把握“不与粮争地，不与人争粮”的基本原则。因此，《规划纲要》在总结近１０年我国粮食安全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分析今后一个时期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２０年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主要任务及相应政策措施，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宏观调控工作的重要依据。